地理邻近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及其启示

由于隐性知识需要直接交流的特性与创新的背景依赖,邻近性在创新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从知识流动和集体学习的视角,探讨了地理邻近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地理邻近是"距离产生美",太多或太少的地理邻近都不利于集体学习和区域创新,地理邻近与其它类型的邻近之间相互促进,并可以相互替代。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     

集聚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以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微观理论为基础,利用条件Logit模型,对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中,1995年到2007年期间,457家美国子公司和537家欧洲子公司在华个体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集聚效应是样本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华投资的欧美制造业公司普遍采用"集聚"这一战略,其子公司大量集聚在东部地区,盲目吸收外资来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并不合适,尤其是中部地区。因此,在文章末,本文对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减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合理引用外资提出了建议。     

楚文化、三国文化与湖北文化产业资源开发刍议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三国文化的重要发生地和传播区域,在我省目前对楚文化和三国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文化底蕴作支撑、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缺乏整体开发战略的情况下,政府管理部门应该考虑以节庆活动为栽体,凸现地方文化特色;以观光旅游为主体,配套建设休闲文化设施;以楚文化、三国文化为素材,创造新时期的湖北文化精品;以三大城市圈为依托,建设湖北文化产业集群带;以楚文化、三国文化为品牌,推动湖北国际文化产业发展.     

点轴系统理论及其拓展与应用:一个文献述评

点轴系统理论自1984年提出以来,随着该理论在科学基础、形成机理、过程模式等方面的不断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衍生的"T"型空间开发战略广泛应用于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成效显著.自该理论提出以来,在理论拓展和实践应用中涌现出一批成果,点轴系统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不断深化.     

家族企业中的家族成员退出

家族成员的退出是家族企业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统一的开始，是我国家族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提。家族成员将其拥有的控制权全部或者部分售出，以换取明确份额的收益权，从而退出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家族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影响退出过程的各个因素，选择适宜的方法，使退出成为提高企业资源整合效率的动力。     

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趋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1980-2005年间的样本数据,揭示1980年以来我国省际间财政差异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财政收入方面,受地区经济差异加大的影响,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差异有扩大态势,而分税制改革有助于缩小省际间财政收入差异.在财政支出方面,1995年以后财政支出差异呈上升趋势,这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分税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前者的作用远远大于后者.因此,缩小省际间财政差异的途径除转移支付外,还应当主要致力于缩小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职业经理入薪酬变动与企业绩效变动的关系。本文选取了2002年和2003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业绩和职业经理入薪酬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和相关分析法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职业经理入薪酬的激励制约机制。研究发现，职业经理入的薪酬变动与上年业绩相关性显著，并且随着经理入是否持股、国有股比例和公司所处地域的影响。而职业经理入本年薪酬变动与本年业绩变动的关系不明显，说明我国的激励机制有待完善。而且，职业经理入薪酬下降时导致本年业绩的下降，说明薪酬的制约机制有待建立。     

外资银行进入的竞争效应与中资银行的竞争战略

转型经济的金融市场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外资银行不同的进入模式会产生不同的竞争效应。中欧和东欧的经验表明，外资银行主要以并购模式进入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优势。我国银行业应该采取4大战略来与外资银行竞争，即降低成本、提高技术，优化借款人的结构和信息，多元化银行的资产结构、积极开拓国际业务，“追求质量”、避免“追求捕获”。     

管理时尚研究

管理时尚具有操作性强、以偏概全等特点,对它们的需求与供给形成了管理时尚市场.其生命周期曲线呈钟形且是一条长波伴随着一系列短波.若将其国内外传播进行综合考虑,则将呈现出一种雁形模式.由于传统文化的含蓄性与抽象性,中国基本没有管理时尚.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着大量管理时尚的冲击而不知所措,因此有必要对管理时尚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创新决策与经济增长过程

构建"2+1"部门内生创新模型,考量政策的连续性和制度的稳定性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由于创新活动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质,初期需要巨大投入,而回报分散在漫长的未来时间,因而未来面临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变化都会影响到创新成果的现值,从而不利于鼓励研发部门将资源投入创新活动.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部门需要实现多重政策目标,这意味着鼓励创新的目标可能受到牵制,从而增加了创新活动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要促进创新活动,必须为研发部门提供一个可以稳定预期的未来制度与政策环境.